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议中美科技竞争

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推动了技术创新。开放政策带来了大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产品和人员的交流。一般来说，创造技术并从创新中获得回报的不仅是一个领先国家的公司。有许多国家拥有成功的高科技公司，通常位于不同领域。此外，创新的大部分好处最终会通过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流向全球消费者。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创新，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开放、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开放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这些权利确保创新者从他们的想法中获得可观回报。但知识产权保护并非完美和永久，它将产生限制创新收益的垄断。美国的体制旨在提供临时垄断。新技术的合法模仿有很大空间，这导致创新的好处迅速传播给消费者。从历史上看，欠发达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弱，并从前沿公司“借用”了技术。迄今为止，所有达到高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在发展过程中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

对中国的另一个考虑是它可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开放式创新体系可能会无意中增强中国在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否可以区分敏感技术和不太敏感技术并隔离敏感领域，同时保持开放的创新体系。贸易、投资和研究的大规模脱钩将导致美国人的创新减少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增长放缓。

支付是中国公司创新创建新系统的一个例子，它使用由大型科技公司提供支持的二维码和智能手机，而不是通过大型银行运行的塑料卡和磁条阅读机系统。中国并没有像其他技术领导者所做的那样出口这个新系统，而是似乎正在掉头。中国政府转而推广一种新的央行数字货币，以促进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支付。

中国掉头很可能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美国在支付系统的全球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通过制裁和其他外交政策手段来促进政府利益。如果中国科技公司在竞争中胜过美国的支付系统，那么美国将失去这一政策杠杆。隐私和数据问题也与零售支付系统的控制和操作交织在一起，但如果中国的数字人民币确实成为全球替代品，这可能会导致类似的损失。在我看来，私营科技公司在设计新技术方面往往比中央银行更创新，而对于拥有最终控制权的消费者和外国政府来说，这一点更为明显。

随着中国技术市场与美国和西方市场的广泛分离，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分流正在市场或经济层面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力量推动美中之间某种程度的经济脱钩，特别是技术方面。随着中国寻求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并力求在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AI）技术上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经济分化也将发生。最后，技术分流也可能发生在规则和监管层面，随着中国最近通过数据隐私法和数据安全法，这将进一步限制正在进行中的跨境数据流动。随着中国在标准机构和数字丝绸之路上推动自己的技术标准，这种由监管驱动的分歧也可能会降低中国、面向中国市场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广泛的技术互操作性。

所有这些结果都对美国科技行业不利，当然也对中国科技行业不利。例如，许多美国科技公司被拒之门外或离开了中国市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关闭市场。对科技公司而言，更小的全球市场意味着更少的销售额、更少的研发（R&D）和更少的创新。

美国应在符合经济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脱钩的风险。脱钩的经济成本也应该通过关注支持市场的经济体如印度来管理，这些市场越来越开放、一体化、动态和基于规则。这方面的成功可以帮助抵消与中国脱钩的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成本，支持美国的创新和增长，并加强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的竞争。

第一，由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

第二，由于这种分歧以及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之间的国际互动减少，全球创新将产生一些成本。

第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敏感领域的脱钩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第四，试图隔离敏感领域，同时又欢迎开放的创新体系在实践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可能导致关闭更大的创新机会。中国经济通过投资、贸易和数据交换，很容易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带来“回报”。在我看来，不开放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开放对美国经济帮助巨大，尤其是人员和信息流动。

中国和美国没有在技术上竞争。相反，技术注入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除非政府对其经济政策做出相当大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改变，否则全球经济的运行将确保技术创新不会停留在本地，而是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因此，对未来10到50年的地缘政治竞争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创新发生在哪里，而是技术创新的使用方式和目的。

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比，中国在每一点上都相当清晰。北京已经确定并部署了其新兴技术的应用，它通过将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协议纳入其“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其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它专注于将技术的获取和整合与新信息驱动的军事概念和理论相结合。美国为促进技术创新而采取的任何战略，无论是独立的还是联合的，都很难为中国在这些领域调整路线提供任何理由。

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需要与中国的战略清晰度相匹配。更准确地说，他们需要阐明他们将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寻求使用新兴技术。他们需要首先确定当今国际秩序中不可妥协的规则，然后评估如何应用新兴技术来加强和执行这些规则。

考虑到国际上禁止领土侵略。美国可能会得到增强情报、监视和侦察以阻止突然袭击和既成事实的技术的支持。通过应用技术来监测海洋中的人口贩运可能会促进全球人权，有助于追踪和打击非法捕鱼的技术可能会加强生态保护和经济安全。而降低通过网络空间实现勒索、盗窃和基础设施入侵的跨国风险和成本，将需要对产生同样风险和成本的工具和技术进行投资。

简而言之，在技术方面，美国面临着所有国际政治中最困难的任务：优先排序和协调。适当参与竞争不是为了刺激技术创新，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实施政策，利用技术并因此激励技术的发展，以促进国际安全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产生广泛的繁荣。

美国和中国进行技术竞争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两个国家正在竞争——不是为了获得新技术，而是为了获得首要地位或“首先到达那里”的能力。获得技术优势可实现双方在军事领域寻求的优势地位。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等小多边合作对中国构成威胁，因为技术创新合作表明了围绕军事合作的意图，并有望加快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步伐。然而四方国家从技术合作中获得的大部分收益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中国可能会继续寻找各种机会来抗衡小多边或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和生产合作方面。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应该预测、准备并清楚地将其合作意图直接传达给其盟友（并间接传达给中国）。

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国家创新模式，即国家采购技术的方式，可成为长期合作潜力的有力指标。例如，美国创新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垄断军事创新来追求优势。由此可见，美国出口或销售敏感军事和两用物品的方法隐含地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垄断技术创新（产生优势）并通过出口（销售）“帮助”盟友获取敏感物品。然而，印度越来越多地寻求共同开发或共同生产军事技术，而不是直接购买它们，并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求巩固并扩大其国防工业基础。

此外，尽管中国是四方国家的共同关注点，但它们的公开声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个国家对伙伴关系的目的有不同看法，并寻求不同利益。尽管学者们认为“四国中的每一个国家在开发尖端技术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但随着技术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不断融合，了解四方国家先前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家模式将有助于美国预测和准备未来的合作和克服不可避免的障碍。

在军事领域，中国一直在实施基于信息的战略，使其能够进行现在所谓的“智能战争”。简而言之，中国制定了其军事战略，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使对手的军事行动瘫痪。因此，中国在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网络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网络摄取、处理和交付了大量数据以用于战时行动和决策，并发展了中国的工业部门。

当然，美国也在将新兴技术整合到其作战概念中，特别是用于对敌对部队的致命攻击。国防部继续主要在不适合现代先进计算的遗留信息技术架构上运作，并且在获取商业市场的技术创新来源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总体印象——尽管可能在两个方向上都有些夸张——但当中国忙于实施技术驱动的防御战略时，美国却在努力实施防御战略驱动的技术。

我们正在经历技术融资、开发和部署方式的范式转变。曾经与国防相关的研发占全球研发资金的36%，而如今这一数字为3.1%。在上一个时代，国防部结合其庞大的技术资源和购买力，为所产生的技术制定了技术规范和标准，从而产生了夜视仪和隐形飞机等突破性技术。但今天的重心在私营部门，商业企业占技术研发的大部分，因此消费者现在通过他们的购买偏好来指导技术应如何发展。

从公共部门投资向私营部门投资的转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不会在这里涉足“工业政策”的辩论，但至少美国政府需要制定一种更连贯的方法来与私营部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以改进其对技术市场趋势的理解。能够获取如下信息——正在开发什么、谁在开发它、供应链是什么样子、产品或服务是如何融资的，以及它是如何在民用和军用领域使用的——然后了解关于该信息的决策具有的重要性。

为了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政府将需要运用监管和政策工具来管理高科技开发和贸易，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和出口管制，比以前更加精确和有针对性。它必须在税收、贸易和环境政策等非传统国家安全政策工具方面更具创造性——因为这些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推动力。在那些供应链弹性较差或不存在的技术领域，政府将需要制定审慎的战略，提供非稀释性资本或购买承诺，以促进微电子等领域的私营部门活动。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扩展到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但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的长期规则、与中国现有技术的高度整合以及政府界对这类干预措施普遍不熟悉。在关注AUKUS（新的美英澳安全条约）或四方之前，美国必须在国内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并建立合适的参与结构。同时，正如梅兰妮指出的，我们需要设定正确的战略目标。

到目前为止的对话很棒。美国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华盛顿应该如何寻求组织西方国家在技术上进行合作。一些人认为，拜登政府应建立一个技术国家联盟。我一直在与我们的同事合作撰写一篇论文，该论文认为这种方法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存在问题。这可能意味着该联盟只能以其最慢成员的速度前进。西方国家在技术方面有不同优先事项。例如，在出口管制方面，有些成员可能对某些技术几乎没有兴趣，并且可能会警惕以可能危及他们其他利益的方式激怒中国。或者合作可能会因为一些成员将一项技术问题的进展与另一项技术问题的进展联系起来而停滞不前。

拜登政府似乎正寻求另一种方法来建立由志同道合的政府组成的重叠联盟——与欧盟、四方、AUKUS（新的美英澳安全条约）和个别国家进行双边合作。这使美国能够谨慎地调整议程以反映对方的优先事项。例如，欧盟对数据本地化和隐私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些单独的对话不是关于中国本身，而是关于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新技术道路规则方面的国际合作。

北京可能会继续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与为其利益服务的公司和国家建立不对称关系，但中国将难以为美国的国际技术合作模式提供替代方案。中国可以利用更多的杠杆来减缓正式联盟的速度，但中国会很难发现破坏的方法。

免责声明：本文根转自创新研究，原作者冯震宇。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转自丨创新研究

译者丨冯震宇

编辑丨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