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研发撤离的“悖论”及其成因

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不断萎缩的形势下，中国吸引外资却持续逆势增长，2017—2020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但在外资研发方面，却出现了外资研发中心大量撤离和外资在华研发投入保持增长的“悖论”。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该“悖论”的成因及其可能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外资研发撤离“悖论”的关键成因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摩擦愈演愈烈，外资对于在华研发的关注重点已经从积极角度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即推动中国不断提高保护水平）扩展到消极角度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即确保知识产权转移不受阻碍）。外资在华研发开始从“研发国际化”向“研发本地化”转变。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转变的后果是结构性的。虽然整体的外资研发投入不断增长，但更具有全球意义的“高端”外资研发却逐渐减少，中国将更加难以依靠外资保持与发达国家的研发关联。本文同时预测，如果跨境技术转移的不确定性继续上升，流入中国的国外研发资金将进一步下降，而外国拥有中国发明的专利权的数量增长也会放缓，甚至出现趋势性萎缩。目前OECD的专利合作发明数据仅更新到2018年，考虑到研发投入的专利形成滞后时间，这一现象最早可能会显现在2020年的数据中。

对于世界而言，这可能对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两套研发体系”产生潜在的助推作用。跨国公司倾向于在中国境内和中国境外分别开展各自独立、相互割裂的研发活动，将在客观上加剧“两套体系”“两种标准”的风险。

中国应重视上述风险，并从维护全球研发网络和开放创新大局的角度进行政策调整，出台应对措施。相应的政策与措施须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应对科技摩擦的同时防止“研发脱钩”？中国为应对科技摩擦而紧急出台的某些政策，主要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如争夺博弈主动权、防止先进技术扩散），难免会忽略其对于研发合作和开放创新的负面影响。例如，除前文述及的现行出口管制政策以外，未来出口管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还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增加“研发脱钩”风险。美国当前的出口管制制度改革中已经涉及到“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划分与界定问题，中国在未来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为在立法与执法层面进行恰当的技术类别划分和管制范围界定，应当广泛动员产学研三方的力量，将其作为一种技术性问题加以解决，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避免泛化立法和过度执法。

第二，如何留住外资研发的“高端”环节？如前文所述，外资研发的“高端”环节往往具有较强的跨境研发关联，是中国维护开放创新大局、融入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调研发现，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总部）在安排“高端”研发任务时，主要考虑研发团队、研发设施和研发环境因素，较少考虑研发成本因素。2017—2019年，在流入全国的国外研发资金减少79%，北京、天津、广东分别减少84%、99%、92%的背景下，上海仅减少33%，很可能就受益于上海市主动为外资研发中心创造良好环境的“挽留”作用。2017年以来，上海市连续出台了多份支持和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户、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升级，还可以帮助外资研发中心从总部争取到更核心的研发任务，值得其他外资集聚地区学习和推广。如：合理制定研发用地容积率等控制指标，保障外资研发中心的合理用地需求；为外资研发中心提供包括跨境筹资、技术贸易、特许经营、资金集中管理在内的可兑换跨境金融服务；外资研发中心可以用“创新券”共享共用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大型仪器设备及相关研发实验服务；加强对外资研发中心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专利优先审查等途径，开展集专利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为外资研发中心聘雇的海外高层人才，提供更便捷、长期的停居留便利等。

第三，如何支持外资融入国内研发体系？外资研发机构往往都建立了一定的本地研发合作关系，包括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的委托研发、合作开发或成果产业化合作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外资在华研发合作关系仍然较为疏离，外资对于国内研发体系的融入程度不足。例如，根据本文调研，大多数外资研发机构对于参与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项目抱有较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来源于了解政府对研发方向的规划、融入本地科研机构的交流圈、向母公司展现本地化成绩的意愿。但在现实中，由于计划项目透明度不足、申报时间过短、经费管理模式复杂、知识产权归属风险等问题，外资研发机构很难参与到政府科技计划项目中。对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着力消除外资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的隐性障碍，甚至试行向外资开辟专门的“绿色申报通道”，帮助外资提升对国内研发体系的融入感和归属感。